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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重圍”——全國政協“科技創新企業發展面臨的困難和建議”專題調研綜述

2020-06-29來源:人民政協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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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對于我國企業尤其是科技創新企業來說,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一方面,影響全球經濟和產業發展的不確定因素增加,“逆全球化”思潮和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有所抬頭,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持續蔓延,全球產業分工格局面臨重大調整;另一方面,美國實施全方位限制,對我國高科技企業采取極限施壓手段,對中美技術交流實施阻斷,推動和誘導形成中美科技脫鉤的局面。

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全球經濟衰退的風險,并將推動全球新一輪技術變革與產業鏈重構,使得科技創新企業面臨的風險與挑戰日益嚴峻。而受全球疫情沖擊,國內消費、投資、出口下滑,就業壓力顯著加大,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困難凸顯,金融等領域風險有所積聚,基層財政收支矛盾加劇……

“這些都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積極提出對策建議。但同時也應該看到,雖然目前我國發展面臨的挑戰前所未有,但國家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內在向上的發展勢頭不會改變。”全國政協教科衛體委員會副主任、科技部原副部長曹健林表示。

事實的確如此。隨著復工復產加快推進,經濟社會運行正在持續“好起來”;前期被延遲或抑制的消費加快釋放,帶來的社會生產力持續“熱起來”;疫情催生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也加速了企業和經濟轉型升級步伐,新舊動能轉換持續“快起來”。

為了深入了解科技創新企業發展的情況,了解一線的困難和建議,6月15至21日,由全國政協副主席、致公黨中央主席、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席萬鋼率隊,全國政協教科衛體委員會組織委員就“科技創新企業發展面臨的困難和建議”專題赴福建、浙江調研。在詳細聽取地方政府、科研院所、科技企業等部門和單位的意見建議后,委員們紛紛表示,只有“危”中求“機”,才能打好科技創新企業的“突圍戰”。

資金不足之殤

據5月份浙江省261家規上企業抽樣調查,已有75%開展正常研發活動,但因上游原料漲價、防疫物資投入、停產導致企業資金流吃緊等影響,還有27.6%的面臨著研發資金不足的問題。租金貴、融資難、稅費壓力大、有效資產抵押不足等問題,也成為困擾企業的“慢性病”,使企業研發難上加難。

溫州市經信局副局長趙斌直言,貸款難是科技企業在資金方面最大的痛點。

雖然信貸審批流程已經大大簡化,但多數企業感覺還是比較復雜,存在“信用貸款少、能抵押的東西少、抵押率太低”的“兩少一低”問題,企業技改和設備投資基本上難以拿到貸款,流動資金轉貸續貸還比較困難,需要借助高利率民間投資來“過橋”現象依然存在。還有個別銀行審批權限上收,造成審批鏈條過長、效率不高,導致企業融資更難、更慢。

此外,由于缺乏統一的金融服務平臺,導致銀企雙方信息不對稱、不對等的問題突出,銀行對企業信息的了解比較難、也不深入,企業又很難提供讓銀行放心的抵押物,一些重要信息也不愿意透露給銀行,怕影響信貸審批和規模。銀行很難說清楚有多少企業有合理資金需求,已經滿足了多少企業;企業不知道去哪里可以拿到貸款,怎么拿到貸款。

企業通過知識產權質押方式向銀行申請貸款也面臨價值評估難、外部環境不成熟、信貸風險高等不利因素,實際操作存在難度。此外,一些金融部門過多地注重風險控制,對中小企業的放貸規模和進度與中小企業發展對資金的需求相比,仍有較大差距。

“建議國家進一步研究對小微企業信貸支持的政策措施,適當放寬不良貸款容忍度,有效拓寬企業融資渠道;進一步提高制造業貸款的比重,降低制造業貸款的利率。”趙斌說。

“我希望能加快信用信息融資服務平臺建設,推進民營企業基本信息、經營信息、金融信息歸集共享,建立企業守信用、機構有創新、政府重推動的綜合服務機制。另外,加快打破一個個互不相連的‘信息孤島’和‘數據煙囪’,如形成‘銀稅互動’,以企業持續穩定納稅記錄作為企業信用,多投放中長期項目貸款、信用貸款等。”溫州市政府金融辦副主任孫福國表示。

福州市工信局局長王國曉就構建統一的知識產權質押融資價值評估監管體系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建議建立專業評估機構,幫助輕資產型的科技創新型企業準確評估知識產權價值,同時,建立并完善‘政府+保險+銀行+擔保公司’的知識產權質押融資風險分擔機制,引入保險公司以規避風險,引入擔保公司預支‘過橋’資金,先期向銀行償還貸款,避免銀行出現壞賬。”

除了破解融資難問題,加計扣除政策的進一步優化也是地方政府和企業的一大訴求。

企業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政策是激勵企業技術創新的普適性政策,在引導企業加大研發投入,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根據國家政策,企業委托外部機構或個人進行研發活動所發生的費用,按照費用實際發生額的80%計入委托方研發費用并計算加計扣除。

“同樣研發活動投入應享受同樣政策優惠,為了鼓勵暫不具備自主研發的企業持續加大研發投入,建議將委托外部研發活動加計扣除比例提高至100%。”福建省科技廳黨組書記、廳長陳秋立表示。

“新加坡對中小企業研發費用中前20萬新元享受額外400%的加計扣除,但我國尚無類似政策,希望國家能在浙江率先開展提高國家級科技型中小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比例試點,進一步加大加計扣除力度。”浙江省副省長高興夫說道。

“我們很鼓勵地方能在國家出臺基本政策之后,根據當地的具體情況研究并推出具有本地特色的配套條例或規定,并大膽實踐。我們也很希望各地能在落實已出臺的優惠政策上下功夫,并發揮政策的疊加效應,切實解決企業研發的資金困難。”全國政協教科衛體委員會駐會副主任叢兵表示。

技術封鎖之圍

在調研中,委員們了解到,許多科技創新企業的關鍵零部件或重要原材料需要進口。隨著全球疫情加劇和蔓延,相關國家管控措施逐步升級,企業停工、物流停運、出口減少,造成部分企業在原材料采購需求、產品供給等方面存在較大不確定性,引發供應鏈銜接不暢、產業鏈中斷等問題。

浙江省針對186家“雄鷹企業”“單項冠軍”等龍頭企業調查,共有7274家配套企業,其中屬于產業鏈核心配套的1572家,位于境外的核心配套企業224家,總體可替代程度較高的境外核心配套企業僅91家。目前已有近百家企業反映存在(潛在)技術斷供風險。

隨著中美經貿摩擦逐步由關稅戰擴散到科技戰,我國進口美國的先進設備和技術也越來越難。美國高頻率使用“實體清單”這一制裁工具,出口管制的范圍也更廣,不少企業都深受“實體清單”之困,晉華集成電路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晉華負責人告訴調研組,列入“實體清單”,就意味著企業從美國或其他國家進口美國原產的商品、技術或軟件受到限制;進口其他國家商品,如果美國管制物項的價值占比超過25%,受到限制;產品利用美國原產技術或軟件直接生產,或利用美國原產技術或軟件建設的工廠生產,受到限制。對產品核心技術或者核心零部件掌握在美國手中的企業來說,這樣的規定無異于“滅頂之災”。

“對這種情況要重視,但不要悲觀,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我國核心技術自主研發的倒逼和激勵。中國的航天領域一直都受美國的制裁,那時候我們的很多設備都只裝了一半就因為美國的制裁而無法完成,但集全國之力,經過幾十年的自主研發,我國的航天技術迅猛發展,現在北斗的所有產品,都已經實現了100%的國產化,一定要堅定信心。”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第五研究院黨委書記、副院長趙小津表示。

“在當前疫情蔓延、中美經貿摩擦加劇、逆全球化不斷抬頭的情況下,我們要立足自身,不斷提高國內科技創新能力。結合我國的產業基礎,全國一盤棋,細化下一階段攻克的重點領域與項目,研究提出具有方向性、引領性的指導目錄,發揮國家及實驗室、行業龍頭企業及其產業鏈上游廠商的力量,在數字經濟、高端裝備、新材料等領域聯合開展技術攻關,加大關鍵技術突破創新,形成行業國際競爭力。”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兵器裝備集團公司黨組書記、董事長徐平說。

在曹健林看來,提高國內科技創新能力,并不意味著全部自力更生,關閉開放的大門,而是在核心技術和設備去美國化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與德國等歐洲發達國家和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的國際合作,圍繞我國進口替代重點領域進行布局,擴大高新技術產品進口。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節能環保集團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宋鑫也建議積極加強國際合作。“可以發揮我國巨大市場、營商環境、產業配套的優勢吸引外資,從而引進先進技術,帶動國內企業嵌入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創新鏈。同時,也可以引進吸引跨國公司、海外科研機構在國內設立研發中心和創新中心,支持外資與本地企業、高校和研究機構等交流合作,鼓勵外資參與政府技術攻關項目,促進技術競爭。”

在保供應鏈、產業鏈方面,全國政協委員,湖南省政協副主席、省工商聯主席張健建議由國家發展改革委牽頭,結合當前形勢,出臺2020年版《鼓勵進口技術和產品目錄》,征求部門、行業協會和重點企業的意見,將暫不能進口替代的卡脖子技術、先進裝備、關鍵零部件、緊缺資源納入新版的目錄。

“統籌全國創新資源,集中突破‘卡脖子’技術離不開基礎研究的加強,應大力推動基礎研究、技術開發、成果轉化協同創新,加大力度扶持地方對標國家重大科技創新基地創建標準,聚焦當地主導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區域特色重點產業建設省實驗室,形成自上而下的戰略引領與自下而上的資源整合效應。”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航空油料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周強表示。

人才短缺之困

人才資源匱乏已經成為阻礙高新技術企業發展的主要問題。

以浙江878家高新企業調查結果為例,面臨技術人才短缺的企業占比達到47.3%,高水平技術帶頭人緊缺的企業占比22.8%,主要集中在關鍵基礎件、新材料、高端裝備、電子信息等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

福建省工信廳也反映,福建省產業人才支撐不足,制造業領軍人才、電子信息、智能制造等專業人才缺口明顯,創新型、復合型、實用型的人才不多,一線操作工的工匠型人才不足,專業技術能力不強,且頻繁跳槽的現象較為普遍,加重了企業的人才培養成本負擔,不利于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除了國內人才的短缺,受疫情蔓延和中美經貿科技摩擦加劇的影響,企業專家往來也開始受限,人才引進面臨較大困難。浙江久立特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兆龍互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反映,在建項目的進口設備正處于安裝調試階段,因國外工程師無法來華,導致建設項目設備安裝全部停止,阻礙了出口訂單生產,部分訂單面臨被取消的局面。

浙江省近期對400多家企業外籍重點專家和人員摸排,發現目前滯留、急需入境人員合計有842人。通過協調相關部門,截至6月9日,發出邀請函的649人獲得簽證的僅67人,簽出率10.3%。

針對技術人才缺口,全國政協委員、北京海東硬創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程靜建議加快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打通職業教育學生從中職、???、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把創新各層次各類型職業教育模式落實到多樣化人才培養的教育教學過程、課程教材創新過程、實習實訓過程、職業精神和職業技能培養過程。

“目前科技人才尤其是高端科技人才多數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經濟效益一般的中小企業不但不能引進人才,反而人才流出非常大。建議研究制定相關鼓勵政策,建立類型智庫的人才‘旋轉門’,充分整合高校、科研機構和龍頭企業的資源和力量,全力打造專業化、高水平的‘產、學、研’一體化創新體系。”全國政協委員,寧德時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曾毓群表示。

對于國外專家來華問題,全國政協委員,江西省工商聯副主席、江西博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溫顯來建議外交部門提高簽證簽出率,協調民航等部門加大重點國家的班次。對不同類別的外國人員,采取不同的管理流程和服務模式,為外國高端人才來華工作開辟高效便捷的“綠色通道”。

委員們普遍認為,利用市場化機制把各方優勢資源吸引集聚起來,打造風險共擔、收益共享的技術創新利益共同體,特別是要設計一個科學合理的人才引進和培養機制是當務之急。應充分發揮人才創新創造活力,加大高技術領域專業人才培養。教育引導廣大科技工作者堅定自信,潛心研究,努力做出更多有價值的原創性成果。完善政策和設施,發展眾創、眾籌等各類平臺,發揮高校、院所科技成果供給的優勢,支持全社會特別是青年人才的創新創業。

同時,還要吸引更多國外人才來華工作學習,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同培養青年科技人才,服務“一帶一路”建設,實現互利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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